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未来大变局的两个重大转折。这两个转折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3.合理配资：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配资比例，避免过度杠杆操作导致风险过高。
第一个转折，是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有自己的周期性，不同于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一轮全球化的高潮期，持续了近60年。但是，2008年以来，全球化势头逐渐减弱，逆全球化现象日益突出。
逆全球化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过去10多年里，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力量不断积累，形成了一个强大趋势，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周期性波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不会轻易改变，因为它已经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
更重要的是，过去3年，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趋势还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新冠疫情。为了防控疫情，各国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这无疑对全球化的流动性和互联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二是地区冲突的升级，如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威胁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加剧了全球的分裂和对立。
过去3年，无论是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措施，还是企业年报对近岸化、友岸化的关注度，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足以证明过去3年这种发展在加速。有了10年的积累再加上两大加速器，我认为，逆全球化未来只能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转折是中美关系逆转。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基本上是以合作为主，但是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今天，中美关系迅速出现了逆转。
这种逆转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至少有一个可以从经济角度解释，那就是中美两国似乎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指的是，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15次一个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对现有经济大国形成威胁，守成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新兴大国实施打压和遏制，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在他的书中统计了从15世纪以来到现在的15轮现有霸主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的结果，发现有11轮最终导致了热战。但是这位院长不仅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在书的结尾转变了语气，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预言中美必然发生战争，而是恰恰相反，他相信两国领导人都有足够的智慧，如果他们能够借鉴历史教训，采取合适的政策，就可以避免两国之间的冲突升级为战争。
美国技术科学委员会关于各国在全球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市场份额数据显示，中国在2008~2010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领导者，并且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不仅在中低端领域有优势，也在中高端领域取得了突破，对美国的产业和技术形成了一些竞争。
我的观点是，虽然一些学者一直不愿意承认中美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从经济的底层逻辑来看竞争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中美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合作，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商业机会而非威胁。但现在，中美关系已被定义为竞争关系。这一点从美国两党官方共识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意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逆全球化和中美关系逆转将决定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全球市场和产业链的巨大波动。
全球产业链从供给方面的重构，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但现在，全球产业链要调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企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些跨国和内资企业开始采取“中国+1”的新战略。
除了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扭转必然会带来全球市场的分割。这个方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无非就三个情形: 最不坏、最坏和不那么坏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也是我们未来政策应该努力争取的，是美国和中国分别领导两大阵营，形成两极格局。美国利用其外交优势，联合一些与其亲密的市场和经济体，中国则赢得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巩固亚洲市场，和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的结果是全球经济分化为两个集团，中国和美国各占一半，我认为这个相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较差的情形，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全球化重构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最不错的情形。
第二种情形，对中国来说也可以接受，就是三分法。不仅有中美两大极，欧洲也要发展自己的产业链和保护自己的市场，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比如最近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限制。这样的结果是德国主导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市场，美国拥有自己和盟友的市场，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形成经济联盟。这个情形比第一种情形要差一些，但是对中国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种情形，是对我们最不利的情形，也是我们必须避免的情形。美国成功地拉拢了很多原本和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形成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庞大产业链和市场。中国的市场空间压缩到只剩下中国自己、俄罗斯和少数几个欠发展的经济体。这样的话，我们的外需就极其有限，中国只能依靠内需，那么我们的持续发展就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避免最坏的情形，争取最不坏的局面。好在我们仍然有坚实的产业链基础，加上人力资本红利，这都对我们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缘政治的两大逆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我们过去30年享受的全球化红利，也就是高速增长、低水平通胀、相对稳定的商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将面临一个低速增长、高水平通胀、高风险的全球环境。
（作者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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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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